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是受到谁的影响
《人间词话》由于它的创作背景以及创作内容都非常可以说算是一部首屈一指的文学著作，不仅如此它还是晚清到现代以来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包括其在批评文学上也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有深义，因此给文学界带来了很高的研究价值。王国维：王国维是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文学家、学者和教育家，他的著作《人间词话》对红学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时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王国维的文学评论受到谁的影响 王国维的评价
王国维的文学评论受到谁的影响 王国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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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郑振铎是的文学评论家和古代文化专家，他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提出了“薛、林、贾、王四大家族”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晏石田：晏石田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著作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也是《红楼梦》的研究专家，俞平伯的研究中也借鉴了晏石田的研究成果。
王国唯的<<人间词话>>的啊!~
【这个理论在庄子身上典型体现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和蝴蝶好像融为一体，分不清彼此。这就是古人所谓的 “天人合一”、“物我同化” 的状态。反映到文学上就是追求情景交融，物我两忘，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以物观物”所能达到的“无我之境”。文摘】:文论研究从观点、历史地位、研究现状介绍一部文学理论作品（论述题） 急！！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作于1908～1909年，最初发表于《国粹学首先， 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的国度 ，老祖宗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古人的理想就是顺应天地的规律，达到与天地融合的境界。这就是庄子在其《齐物论》中所说的“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报》。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弊，论词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文学批评史上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王国维是近代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人间词话》在学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诗词｜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人间词话，，，，，，，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人间词话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古人的诗词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可到底什么是“有我之境”，什么是“无我之境”呢？对此学者还有很大的争议，关键就是因为王国维自己没有解释清楚，这里我仅仅说说自己对此的理解。
一、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 ，主要是能从中比较鲜明的感受到作者的主观情感，并且作者在对世界的关照中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夕阳暮”，有我之境也。”欧阳修的词是比较典型的， 因为作者心情忧郁，他笔下的带有忧郁的色彩 。
欧阳修《蝶恋花》
什么是 无我之境 呢？就是表面看上作者是纯粹写景，但是仔细品味又能体会到作者超脱的情感。 我认为在这里超脱很重要 。王国维受的影响较深。强调我们参与这个世界，但是也要能够出离这个世界。
像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语言流转自然，景物清新，又传达了一种特别悠闲的感受。在这样的景物中，人们可以暂时忘记世俗的烦恼。这就达到了超脱。
陶渊明《饮酒》
再比如周邦彦写荷花“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就是纯粹对自然的关照与描写，作者 在关照自然的那一刻暂时逃离了世俗 ，这就是诗歌对人心灵的净化。以上这两个例子都是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
叶上初阳干宿雨
周敦颐写《爱莲说》，以莲花喻君子，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作者在观照世界的时候没有超脱感，所以他写的就是“有我之境”。
二、无我之境背后的审美因素。
日出而作
庄周梦蝶
再说， 对众生的爱 。王国维曾经比较过周邦彦和李后主的词。周邦彦之词内容多集中在男女情爱、别恨离愁等方面，重在抒发个人情感，内容深度不够。李后主虽也写男女情爱之词，但他的境界更高，因其能抒发一种超越时空和个人局限性表达某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正如王国维自己所说：“真正之大诗人，又以人因为他们始终觉得李清照是一介女流，他们更崇尚男性在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以对李清照只字不提，一字未写。类之情感……不以发表自己之情感为满足。”
王国维还受到叔本华的影响，但叔本华也受到的影响。叔本华的审美理想又与古人的理想相近。所以说，叔本华的理论实际上是加深了王国维对“无我之境”的偏爱。叔本华将美分成 “壮美”和“优美” ，壮美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优美是“无我之境”，惟在静观中得之。
叔本华
总结一下，王国维将诗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在这两种境界中王国维偏爱“无我之境”，这受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古老的文化；二是文化；三是叔本华的理念。
《宋元戏曲史》作者王国维是什么派别的?
王国维：
新红学主要这个要从三方面讲起，一是本身的文化传统，二是文化，另一个是叔本华的理论。派别及思潮
在戏曲研究中，他是偏考证的，开戏曲史研究之先河；
另，与他同时代的吴梅则【内容提要】: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引入西方原始思维理论的视野和批评方法，通过“是篇戏曲本身之研究，如制曲、度曲等。
国学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著作之一，它在文学上的成就如何？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王国维的观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段话表达了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形式，随着时代变迁，文学形式也会随之改变。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 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 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历来被词论界奉为先说超脱 ，的诗人能够写出澄明的境界，使读者观后能够暂时忘记世俗的烦恼。虽然是暂时的，但读者能够获得片刻的宁静（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经典，具有崇高的地位，影响深远。存在的不足是有些论点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它是一部关于诗词的批评作品，十分有名气。
人间词话主要是一部对于诗词品评的晚清著作，也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关于诗词批评的著作。
它给文学界带来了许多价值，并且让人能感悟到很多东西。
由于时代的影响王国维的境界说带有一些西方的思辨性质对吗
王国维所处时代正是东洋西洋文化东渐之初，其评论具有西方哲学家思辨的观念，特别是康德、尼采、【原刊期号】:200301 【原刊页号】:15～19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并在古代文论家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男，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王的治学第二境界是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则别有用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国维是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声誉的学者。
求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的赏析
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想象说”的意义--[转贴]
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想象说”的意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
【原文出处】: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
【复印期号】:7 【分类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现代相 交时期的学者，也是把西方美学思想与古典美学思想相融合并形成自己独 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的美学家。他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兼及 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诗词文亦无不精工。号】:J2
【英文文摘】:Wang Guo-wei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and literary critical approach o
【作者】:张煜(1972-)，男，广西桂林人，暨学中文系文艺学200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
【正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3)01-0015- 05 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已成为显学。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他发表于 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首创以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解读、评价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可视之为现代批评的开端；而《人间词话》在重返传统词话形式的表象下，给传统的形式和审美趣味注入了新的批评精神，目的是建构一套同时能超越传统和西方文学批评的新批评理论和思维方法。这两篇文章皆受到批评史论者的极力推崇。笔者以为，相比上述两篇，影响较小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也应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如果说《〈红楼梦〉评论》以全新的批评视野和方法以及略带偏激的“误读”，力求摆脱传统批评的局限，那么《屈子文学之精神》的批评路数，则是寻求二者的契合交汇之处。这篇文章实现了西方的批评概念和思维同传统批评方法和材料的较好契合。 又，佛雏先生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及温儒敏先生的《现代批评史》，都有专节论述《屈子文学之精神》，并有颇高的评价。然二位皆着眼于王氏自身的理论体系发展和批评模式的演化而视“欧默亚之人生观”为该文的核心概念，就二位先生自身的批评理路而言，这固然是恰当的。但《屈子文学之精神》作为论屈骚之作，将其置于与王氏之前历代评论屈骚的文章的比较之中，另一个概念——“想象”便会凸显其关键的意义。王氏标举“想象”以论屈骚，不仅是他所追求的汇通中西的批评思维的结晶，而且在实际的批评效果上，也超越了前代的屈骚批评而独见卓识。 一、“想象说”之分析 “想象”一词，曾见于屈子《远游》“思故旧以想象兮”（注：“思故旧以想象 ”之“象”，亦作“像”，古字中二者通用。见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81页。）之句。有论者认为这说明了屈子对“想象”这一艺术创作思维方式的自觉，其实，这种说法是可疑的。对“想象”作为创作思维方式的认识，既需历代文学创作经验的累积，更要有强烈的理论意识。显然屈子的时代，尚无这样的可能。明确从理论意义上用“想象”的概念来界说屈骚的，则开始于王国维。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视“想象”为构成屈子文学的两大因素之一。王氏认为屈原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注：本文所引用《屈子文学之精神》之文字，皆出自《王国维遗书（第5卷）·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其作品是当时的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屈原的作品正体现了这样的结合。在他看来，屈子之所以能为“大文学”，“想象”是其中关键。 王氏的论述，细绎之，可有如下的层次： 其一，想象为诗歌之原质。艺术想象其实是文学艺术创造中必需的心理活动机能，是创作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其重要性与特点为许多中外文论家所察觉。陆机《文赋》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之“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皆可视作对想象的精彩描述。“想象”同样也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家推崇。黑格尔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 （注：黑格尔：《美学》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7页。）。别林斯基指出诗人“必须天生赋有创造性的想象，只有它才构成诗人之所以有别于非诗人的特长 ”。（注：《外国作家理论家论形象思维》，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这些都是将“想象”当作创作的普遍原则而予以重视。王国维试图从文学的普遍原则开始，以界说屈原的文学精神。他说南方人想象丰富，“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而“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想象力之重要，“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屈子正是以“伟大丰富之想象力”才写出“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 的“大诗歌”。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王氏还强调了想象的自由性，因为有“丰富之想象力”，屈子文学“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培根认为“诗是真实地由不为物质法则所局限的想象而产生的”（注：《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7页。），所谓“不为物质法则所局限”即是对艺术想象的自由性的认识。想象是人类诸种心理中最不受限制的一种，在创作活动中，想象可以超越具体的人、物和逻辑的局限，体现出创作者心灵的极大的自由和艺术形象创造的无限可能。屈子诗歌驰骋想象，上天下地，神游八荒，时空大幅交错跳跃，创造了许多奇异、雄浑的艺术形象。王国维以“自由之游戏”视之，十分准确地把握了“想象”的心理特点。 其二，“想象力”与原始思维。屈子的作品充满夸奇比喻和瑰丽色彩，创造了奇异的神话世界。屈骚这一特点，一直为传统批评者所论说，而且争议极大。王国维并未如传统论家那样停留在内容的罗列与求证上，而是视之为“想象力”的产物，试图对其思维方式作根本的把握。 他认为构成屈子文学精神的“想象”是根植于南方文化土壤中的。王国维说： 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之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 那么南方文学何以有如此的丰富想象力，他接着说： 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以我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 王氏的见解，颇类似西方关于原始思维的研究理论。年代远早于王国维的维柯在原始思维研究尚未有实证的时期便推测，原始人的思维有一种“诗性智慧”，他说： “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注：维柯：《新科学》，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体现于“感觉力”和“想象力”的“诗的本性 ”是文明难以理解和企及的。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兴起，“想象力”和“诗性智慧”被人们从原始思维特点的角度加以理解。文艺理论家叶·莫·梅列金斯基在纵览西方文化人类学关于原始思维的诸种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原始思维的特点是由于原始人不善将自身与自然界区分所致，它的一般性质是“ 浑然不分”，即“主体与客体、物质的与观念的（即对象与符号、事物与叙说、存在与称谓）、事物与其属性、单一与众多、静态与动态、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等等之区分的朦胧”（注：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 181、182页。）；另一性质是“抽象概念尚处于微不足道的发展阶段”（注：叶·莫 ·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1、182页。），原始思维不能离开具体可感的事物，认识事物须借助感觉属性的类比来实现。另外，在原始思维中“逻辑思维本身尚未与情感的、激奋的、运动的因素充分区分”（注：叶·莫 ·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1、182页。），原始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充满和惊奇的。王国维所言南人“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即是指上述的原始思维特征。原始思维的“浑然不分”状态、“感觉类比”的方式和 “”，使原始人将人的欲望、情感及各种生命本性赋予自然界，这种思维方式，与艺术创作的思维是极其类似的。因此，原始思维的特点，对于审美而言，便是“想象力”和“诗的智慧”；“文明”视为艺术创造手法的“想象”，对原始人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日常思维方式。王国维是否受到西方原始思维研究理论的直接影响，其明显证据尚可存疑。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文化人类学成果频出的阶段（注：在王国维1906年写作《屈子文学之精神》前后出版的重要文化人类学著作有：1871 年爱德华·B·泰勒《原始文化》，1890年詹姆斯·G·弗雷泽《金枝》，1899年斯潘塞和吉伦《中部澳洲的土著居民》，10年列维·布留尔《低级中的智力机能》，13年弗洛依德《图腾与》。），王国维又致力于西方理论的引入，对西方学术的新动向有所了解是可以肯定的。他论述“伟大丰富”的想象力只能为处于“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的南方所，有如儿童想象力的活泼，并以希腊印度的神话相类比，这一思路与维柯、布留尔等人的观念极为相似。他还在《人间词话》中说：“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注：见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第28条，齐鲁书社1981 年版。）从中也体现了王国维对文化人类学眼光的借重。刘绍瑾先生在其近著《复古与复元古》中指出王国维这篇文章“就是一篇自觉地运用现代人类学观念与方法来解释屈子文学精神的佳作”（注：刘绍瑾：《复古与复元古》，科学出版社20 01年版，第324页。），这一判断是极具洞见的。 在屈原的时代，楚国尚处于原始文化尚存残余的时期，楚人还沉浸在神话世界中。屈骚则充满奇异的想象，多姿多彩的形式，人神共处的世界，以原始思维视之，这其实是存在于“落后”中“诗性智慧”的本性所致。王国维从原始思维的视角观照“南方之想象”，恰当地阐释了地域民俗、神
李清照的词成就很高，为什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不提她？
旧红学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尽管在某些程度上看王国维比较客观，但实事求是地说，《人间词话》中许多评论语都挺偏激的：如称柳永为“屯田轻薄子”，认为“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姜夔“可鄙”，张炎“则一乞人耳”，吴文英是龌龊小辈等等。李清照曾经被不少评论家评价性格放肆，又有改嫁等“污点”，王国维自然不知道如何下笔评论。
又比如性别因素。性别偏见在历代文学“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的流传过程中，女性作者已经是非常少的了，能够真正能纳入批评视野的更是少之又少。许多男性评论家不会把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这种风气自古而然。
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说“然自知力上观之，不独禽兽与人异焉而已，即天才与众人间，男子与女子间皆有确然，不可逾之界限。”无论从接受的传统教育来看，还是从接受的叔本华的思想来看，王国维的男权思想都是非常深刻的。这或许是他对女词人避而不谈的另一个因素。